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鹿青松
婆媳矛盾日益激化、子女间相互推诿责任，曾经的亲情纽带，如今却缠成一个难解的“家务疙瘩”……新泰市某村的李丽老人，虽有四个子女，晚年却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境。
新泰市小协镇人民调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调委会”）启动“司法所+派出所+法律服务所”的“警司联调”机制，用法律划底线、用温情连亲情，成功解开了这起持续数月的赡养僵局，让老人的晚年有了依靠。
婆媳反目引争端，赡养难题陷困局
李丽（化名）老人育有四个子女，丈夫去世后，2008年经新泰市人民法院判决，她对三儿子居住房屋中的西边二间享有居住权。此后，李丽便与三儿子一家同住，起初婆媳间的小摩擦在日常包容中并未掀起波澜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耐心逐渐被消磨，李丽频繁辱骂三儿媳，矛盾彻底爆发，同住的日子成了“水深火热”。
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的三儿子左右为难，提出将母亲送往敬老院；其余子女却态度消极，既不愿接老人同住，也不肯协商解决方案。某村村委会无奈之下先将老人安置进敬老院，可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大女儿多次申请村委会调解，均以失败告终。2025年9月，子女们向调委会求助，希望能找到破解之道。
接到求助后，调委会立即启动“警司联调”机制：一方面与派出所对接，详细说明矛盾症结，并调取2008年法院判决书，厘清当年的判决依据与居住权约定；另一方面联合派出所、法律服务所组建专项调解团队，第一时间赶赴某村开展工作。此时，调解团队面对的不仅是四个各执一词的子女，更是积怨多年的家庭矛盾——法院判决的居住权成了三儿子家的“心病”，子女们的推诿扯皮让赡养责任彻底“悬空”。
子女推诿、老人委屈，调解遭遇双重壁垒
调解刚一开始，陈辉、范国庆、杨杰三位调解员就遭遇了严峻的“信任壁垒”，四个子女的抵触情绪让协商难以推进。大儿子反复强调“家里老房子住满了人，实在挤不下”；二儿子因脑梗后遗症自顾不暇，全程低头沉默，对赡养责任避而不谈；三儿子一提到母亲就情绪激动，翻出婆媳间“每天为琐事争吵”“母亲频繁辱骂妻子”的旧事，直言“同住就是把家拆了”，只愿出钱不愿接人同住；大女儿则态度强硬，明确表示“找住处可以，但我一分钱不出”，将赡养责任完全推给兄弟。
法理定底线、温情拉距离，“分步调解”破僵局
在第一次集体调解会上，调解员拿出刑法与民法典相关条文，逐条解读“拒绝赡养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”和“子女必须履行的法定赡养义务”。针对大女儿“只出力不出钱”的想法，调解员表示“赡养既包括提供住所，也包括承担生活费用，这是法定义务，不能选择性履行。”同时，根据2008年法院判决书，“老人对三儿子家房屋的居住权受法律保护，但前提是家庭关系能维持基本和睦，如今矛盾激化，需重新协商更合适的居住方案”。法律的“硬约束”让子女们的态度明显收敛，尤其是二儿子听到“情节恶劣可能坐牢”时，眼神动摇，开始主动回应调解。
明确法律底线后，调解员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展开为期一周的“一对一”深度沟通，既帮子女理解老人的孤独，也让老人明白子女的难处。
面对大儿子，调解员从“小时候母亲怎么带大你们兄弟”切入，引导他回忆亲情过往。大儿子渐渐敞开心扉，说出“住房紧张，怕妻子不同意，也怕委屈母亲”的真实顾虑；与二儿子沟通时，调解员先关心他的脑梗恢复情况，帮忙联系村医跟进健康，再轻声反问“要是你老了，孩子也这么对你，你心里会怎么想”；针对“两头难”的三儿子，调解员首先肯定他“这些年照顾母亲的辛苦”，再帮他分析“婆媳矛盾可能有误会，老人年纪大了爱唠叨，或许不是故意针对”，慢慢化解他的抵触情绪，三儿子随后主动提出“愿意多承担费用，让母亲在敬老院住得舒服点”；对态度强硬的大女儿，调解员聊起“小时候与兄弟互相帮衬的日子”，让她明白“赡养不是兄弟的专属责任”，最终软化其“不出钱”的态度，同意帮忙统一代缴费用。
调解期间，调解小组特意安排李丽与子女视频通话。当老人看到二儿子脑梗后消瘦的模样，主动说“你好好养身体，不用惦记我”；听到三儿子红着眼眶说“妈，我多给你打钱，缺啥就说”时，老人也忍不住抹眼泪，念叨“以前是我脾气不好，跟你媳妇闹矛盾，对不起”。这场隔着屏幕的对话，让多年的隔阂终于裂开了缝隙。
共识达成暖晚年，“联动机制”显成效
经过调解员的反复协调，四个子女最终达成一致意见，签订书面人民调解协议。签字当天，李丽老人拉着调解员的手哽咽着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让我不用再担心没人管。”三儿子也主动给母亲打去电话，叮嘱她“天冷了多穿点衣服”。曾经剑拔弩张的家庭矛盾，在温情调解下回归和睦。
这场持续数月的赡养僵局，终在“警司联调”的合力下化解。赡养从来不是简单的“给钱给住处”，它既连着法律的刚性义务，更系着亲情的柔性羁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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